城读 │经济地理学家对三种批判城市理论的批判

Storper & Scott 城读 202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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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家对三种批判城市理论的批判

后殖民城市理论过于强调特殊主义与知识的地区性；城市集合理论缺点在于不确定性与折衷主义；星球城市化理论则过度低估了城市经济地理的集聚与节点性力量。

Michael Storper, Allen J Scott, 2016. Current debates in urban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Urban Studies, 53(6): 1114–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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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家Michael Storper与Allen Scott 2016年发表的论文《当前的城市理论争辩：一个批判性的述评》，批判了当前三个最有影响力的城市理论：后殖民城市分析、城市集合理论与星球城市化理论(postcolonial urban theory, assemblage theoretic approach, and planetary urbanism)。

迈克·斯多普与艾伦·斯科特认为，后殖民城市理论过于强调特殊主义与知识的地区性；集合理论缺点在于不确定性与折衷主义；星球城市化理论则过度低估了城市经济地理的集聚与节点性力量。

后殖民城市理论：世界的但又是地区的

后殖民研究主要源于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批判发达国家(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理论分析传统存在许多盲点，尤其是殖民主义的遗产——例如民族中心主义和偏见——无意识地影响了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分析。

后殖民学者正确地指出声称欧洲—北美理论具有普适性是不恰当的、很多时候是错误的。近年来，类似的批判在城市研究里，影响日益增大：基于欧洲与北美的城市理论不能推广到全球南方。

后殖民学者对源自全球北方的城市理论的现代主义与发展主义偏见尤为不满，认为现代主义和发展主义把全球南方的城市与社会归为发展不足与落后状态。后殖民学者更进一步批判现代主义、发展主义是在推广目的论的城市概念，视增长与改变需要经由线性的演化过程，从落后走向现代，从不发达走向发达。

后殖民城市理论提出两种策略去纠正理论的失衡与歪曲。第一，呼吁认真对待来自全球南方城市的经验，建立更世界性的城市理论。第二，坚持每个城市都是独特的，关注城市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Stoper与Scott认为后殖民城市理论有三个缺陷：第一，过于夸大当代欧洲-北美城市分析认识论的偏见；第二，对现代主义与发展主义的选择性批判；第三，过于强调缺乏理论结构的比较主义。

后殖民主义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要求世界性的城市分析，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北方/南方的二元分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强调城市理论的“地区化(provincialization)”。

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城市具有许多共同点，例如贫困问题，对两地贫困问题的研究有裨益于彼此。

强调比较研究视角的确有益，但是必须在理论自觉的前提下选择数据、经验和结果进行对比，否则难以跳出一味强调经验差异与复杂性的地方主义的窠臼。

城市集合理论：不确定性与折衷主义

过去几十年，集合理论成为社会科学和城市研究领域一个主要研究流派。集合理论首先是一种对世界的本体论看法，即把世界视为一个大型的块茎状的网络或者细致的关系，构成现实的根本特征。这些网络把人类与非人类物体结合形成一个流动的、混合的马赛克，形成一个暂时稳定的互相联系的系统，代表了可观察世界的现状。集合理论有几种变体，其中影响力最大当属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集合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城市研究的主要启示：把城市视为一个物体，在城市实践的具体场所中不断地被组装，换句话说，把城市视为不断形成的过程的复合体，再加上社会技术网络、混合集体与可能的地形。

这种城市概念导致城市调查方法走向描述性、轶事性以及不加区分性。城市集合理论的拥趸甚至宣称：“直到我们找到它之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Brenner等人批评这类研究为“天真的客观主义”，不懂区分城市分析里，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集合理论缺乏理论指标，告诉我们如何区分重要与琐屑的关系。所有都一样重要，所有都一样地不重要。

Stoper与Scott不否认非人类物体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重要反馈的可能，也不否认技术、城市空间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反身关系的存在，但是他们不认同“非动态物体能够‘行动’，仿佛拥有某种因果或生产的力量，在本体论上等同于有感情、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的观点。

集合理论过于夸大集合行为本身，而看不到背后有什么力量导致集合的可能或不可能。集合理论提倡一种后验的分析社会组织要素的方法，过于关注日常生活的特定场所。结果，城市的概念无法确定，城市是复杂的、不同的、多面向的、开放的、流动的、独特的、混合的、不合规矩的、非线性的……等等各种不相干现象集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因果和可能的关系网络。

城市集合方法对于城市某种民族志学的描述性分析具有潜在的正面价值，但集合理论的主要问题——现实是一个块茎状的网络，背后没有结构性过程；物体具有与人一样的能动性；缺乏人类行为的概念——使得集合理论无法找到城市的动力、流动、变迁与因果关系。

星球城市化：城市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星球城市化的提出者Brenner与Schimid反对城市/非城市的二元分类，强调21世纪，城市与其他东西的界限变得模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已经无法单独把城市从其他地理空间截然分开，提出没有外部的城市理论（具体参阅城读 │当列斐伏尔的预言成为现实：走向星球城市化的城市研究）。

的确，城市已经整合进全球范围内社会经济系统内，城市之间所谓纯粹的“农村”领域的观念已经过时。但是，这些如何导致作者声称的“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了呢”？

尽管没有绝对的界限将城市土地关系与其他地理空间区分开来，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梯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土地关系及其动力就是幻觉，正如邻里、贫民窟、工业区不会消失于城市全体之中，城市也不会消失于星球城市化的全体之中。

城市是一个不可缩减的集合体，城市的特性源自集聚、引力与密度的焦点以及城市特定的每日每周的生活节律。

城市的本质之一是城市土地关系（the Urban Land Nexus），一系列互动的土地利用，反映了城市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分异、极化和区位马赛克，城市土地关系对应城市内部空间的肌理，由企业寻找生产区位和家庭寻找生活空间的行为共同塑造（具体请阅读城读│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无论城市对于外部的效应如何，这绝对不能削弱城市土地关系作为城市内部的关键组成的理论观点。

后殖民城市理论与城市集合理论对于如何进行城市研究具有很强的观点，但是两者未能提出一致的城市理论概念；星球城市化则提出一个激进的城市理论，通常理解的城市已经融入世界范围的空间经济之中。这三种理论各自具有盲点和扭曲的分析视角，因此无法形成有意义的城市概念，也无法得出有关城市的逻辑与动力的一般性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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